一个进藏女兵的爱情传奇 – 韩历文学网

参军进藏,命运转折
1950年的一天,驻扎在甘孜的进藏部队十八军,组织召开了一场“进藏老同志可爱不可爱”的讨论,目的是做女兵们的思想工作,解决大龄老兵的婚恋问题。正当会场鸦雀无声的时候,一个面容清秀的女兵突然站出来大声说:“要我说,这些老同志可敬,但不可爱。”
小女兵的发言,顿时激起了很多女兵的共鸣。这个快人快语的小女兵就是时钟曼,此时距离她入伍仅仅一年时间。
1949年5月,18岁的时钟曼遇到了南下作战的二野十八军,此时恰逢十八军招兵,时钟曼也就入伍参了军。第一次穿上军装的时钟曼兴奋不已,然而几天之后,真正的部队生活却让这个爱美的女孩感到有些不能适应。
刚入伍时,时钟曼梳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扎上两只蝴蝶结,显得青春、活泼又美丽。而参军后,摆在她面前的第一项规定就是剪辫子,这让时钟曼既不理解也不愿意。也正因此,时钟曼有了一个绰号:“上海小姐”。当时在新加入十八军的女兵中,时钟曼可谓“大名鼎鼎”,新兵们常会听人讲,时钟曼是怎样怎样的娇气,末了还会附上一句:“你可不要学上海小姐啊!”
1950年3月4日,十八军进藏誓师大会在乐山召开。广场上挂满了红旗,赴藏将士群情激昂,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担任大会播音员的时钟曼,置身于受奖的功臣模范和慷慨高歌的数千名指战员中间,也被广场上激昂的气氛所感染,她满怀激情地读着来自全国各地的慰问信,也正是从这一天起,很多人都感觉到原本一身娇气的时钟曼有些不一样了。
几天之后,时钟曼得到通知,由她担任进藏的收音员,每天晚上12点准时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第二天将新闻登在进藏将士们传看的《建军电讯》上。接到这个任务,刚满19岁的时钟曼激动了很久。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950年9月,时钟曼跟随部队到达了海拔3000多米的甘孜。头痛、胸闷等高原反应折磨着刚刚进入高原的战士,为了尽快适应高原生活,部队把习惯藏族群众的饮食当成一项政治任务来对待,时钟曼不甘示弱,带头吃起来。饮食上的调整让大家逐渐适应了高原生活,时钟曼也作为适应高原生活的典范,第一次在部队受到表扬,这让从未获得过认可的时钟曼大受鼓舞。
就在部队驻扎甘孜等待前往拉萨时,陆续有人给女兵们介绍对象,希望她们可以在忙于征战、一直单身的十八军老同志中做出选择。当时部队为了优先解决老同志的婚恋问题,甚至提出了“二五八团”的标准。所谓的“二五八团”,就是25岁、8年军龄、团级干部,只有符合这三项条件的人才能谈恋爱、结婚。
就在时钟曼高调宣布不在部队解决个人问题的时候,一个意想不到的人走进了她的生活。
这个人的名字叫乐于泓,人称阿乐,刚刚从南京总工会调到十八军担任宣传部长。1932年参加革命的乐于泓,曾经担任共青团上海交通主任,当时的爱人丁香也和他一同在上海参加地下工作。1932年,由于叛徒出卖,23岁的丁香牺牲了。自此,阿乐来西藏前已经独身了18年。
1950年10月26日,是被时钟曼多次回忆起的日子,就在这天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两个人相遇了。当时主持会议的是阿乐,而坐在主席台边做记录的是时钟曼。休息的时候,比邻而坐的两个人就自然而然地交谈起来。当阿乐无意中问起时钟曼怎么会被派来做记录时,她幽默地回答:“男同志们都到前线采访去了,就剩下我一个,算是大知识分子了。”这个性格爽朗的小女兵引起了阿乐的注意。
第二天,由于工作关系,时钟曼来到了阿乐的办公室。直到今天,她仍然清楚地记得,当时的阿乐有点紧张,他吞吞吐吐地说:“小鬼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怎么看你怎么像我已经牺牲了的爱人。总之坦白地说吧,我这颗心好像有点放不下你了!”
这直率的表白很显然有些吓到时钟曼,面对这个比自己大20多岁、身份背景相差悬殊的老同志,时钟曼有些不知所措。但是,阿乐成熟稳重的气质却在不知不觉中吸引着她。就这样,两颗陌生的心开始慢慢靠近。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
1951年10月下旬,历经3个多月的行军,部队终于到达拉萨。为了能够以崭新的面貌参加入城式,部队在拉萨河边安营扎寨,进行休整。每个人心中,都充满了胜利到达拉萨的喜悦,而此时,时钟曼的心中还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愿望。早在行军途中,时钟曼就得知阿乐已经先于她到达拉萨,重逢的日子很快就要到了。
1951年10月26日,清晨的拉萨河边欢声笑语,驻扎在这里的十八军将士正在为即将举行的入城式整装待发。先期到达的领导也赶来慰问长途行军的战士们,在人群中,时钟曼猛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她难以按捺心中的兴奋和甜蜜,幸福的热泪弥漫了眼睛。
在一片欢乐的海洋中,这对分别了将近半年的恋人终于见面了。久别重逢的喜悦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由于对时钟曼家庭背景的审查还没有结果,两个人结婚的申请没有获得通过。
1952年国庆前夕,阿乐率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国庆庆典,国庆之后,阿乐被通知,由于身体原因,他已经不适合在高原工作,将继续留在北京。不久,阿乐把这个消息告诉了远在拉萨的时钟曼,并坚定地对时钟曼表示:“我能等!”这句虽然简单却意蕴丰富的话深深打动了时钟曼的心。终于,分隔两地的恋人在北京团聚,并最终走到了一起。
1992年,84岁的乐于泓离开了相伴38个春秋的爱人。如今,已近80岁的时钟曼时常想起西藏,那里毕竟是他们相识、相爱的地方。

■国 臣 肖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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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军进入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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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祖国大陆除了西藏地区以外都已解放。中央为了能和平解放西藏,曾与西藏当局进行了谈判。然而,西藏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却鼓动西藏地方当局拒绝谈判,并企图武力独立,致使双方最后兵戎相见。

青藏公路通车保障了进藏部队的物资供应

作为解放西藏的关键一役,昌都战役规模并不大,战斗也不甚激烈。但是作战准备时间之长,战区之广,地形之复杂和任务之艰巨,却是解放军历史上罕见的。与其说这是一场军事战,毋宁说是一场政治战。

高原作战自古以来就是用兵一大难题。在西藏和平解放过程中,我军以周密准备工作,克服高原用兵“三大难”,保障昌都战役取得胜利、第18军顺利进藏,积累了高原用兵的宝贵经验。

“看来我们要兴问罪之师了”

高原用兵第一难在“人困”。高原地区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气压、气温随海拔升高而降低,平均大气压和人体血氧分压分别为正常条件下的56%和61%左右,高原强日光辐射的紫外线强度比平原高40%至50%。在强烈高原反应影响下,人员体能下降、行动迟缓,持久耐力缺乏,容易造成冻伤、晒伤、摔伤、致盲等事故,非战斗减员率高。新进入高原地区的部队,必须有1至3周的适应时间。迦太基名将汉尼拔率军翻越阿尔卑斯山时,由于准备不够充分,15天强行军损失1.8万人,超过其总兵力的45%。与之相反,我第18军先遣队进军西藏前,在康定、甘孜、德格等地开展深入调查研究,组织了高原负重行军和爬山等实践锻炼,培养了吃牛羊肉、抓糍粑、喝酥油茶等生活习惯,系统总结出高原地区行军、宿营、炊事等具体经验,为大部队进军西藏提供重要参考。实践证明,只有积极适应高原,才能真正征服高原。

昌都,西藏的东大门,也是茶马古道的重要驿站,素有“东走四川,南达云南,西通西藏,北通青海”,“乃滇川藏三界之中,最为要地”之说。当时,西藏地方政府在这里设有“噶伦”级别的总管,驻守着藏军8个团4500余人的兵力。藏军本来总共10个团,为了打仗,临时扩为16个团,所以,在昌都布署的,实际上是藏军的主力。

高原用兵第二难在“保障”。由于历史原因及环境、交通影响,高原地区人烟稀少,经济自给性差,部队给养难以就地筹措,各类作战及生活物资几乎全靠后方支持,加上受恶劣气候条件等因素的影响,保障缺口大与后方运输难的问题十分突出。1950年,西南局、西南军区和第18军采取一系列措施,从突击抢修雅安至甘孜600多公里道路到修筑康藏、青藏公路,从建设甘孜后勤基地到设立进藏沿途兵站……最大限度保障进藏部队物资供应。我空军在世界屋脊的“空中禁区”内开拓出一条条空中航线,仅1950年就出动飞机665架次,空投物资1800吨。进藏官兵除武器装备外,每人还要携带10公斤粮食,平均负重达35公斤。实践证明,“补给重于战斗”,是高原用兵的不二法则。

1950年初,解放军18军司令部侦察科,奉命跟随154团作为先遣部队,走在整个进藏部队的最前面。他们在4月28日就到达了甘孜,6月28日到达德格,这里离金沙江还有60里路,金沙江对岸,就是藏军的控制范围了。

高原用兵第三难在“路绝”。高原地形复杂,多数地形平均海拔高、地形起伏大,道路稀少,且多为人行小径和骡马道,兵力机动基本依靠步行。没有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吃大苦、耐大劳的战斗精神,很难胜任高原作战任务。1950年,第18军党委专门发出《进军西藏工作指示》,在扎实的入藏思想政治动员鼓舞下,第18军指战员先后翻越十余座高山雪峰,跨过数条怒涛汹涌的大河,穿过原始森林和草原沼泽地带,战胜雨雪冰雹、空气稀薄等极其恶劣的气候,历经两个多月的长途艰苦行军,终于开进拉萨等预定地区,与西北军区部队胜利会师,实现了“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让幸福的花朵开遍全西藏”的誓言。实践证明,“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永远是高原人的精神内核。

队伍虽然开到了前线,但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开打。因为对西藏的方针,实际早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时毛主席就已经定下:最好不打,还是考虑和平解决。

(作者单位为68303部队15分队)

然而,解放军进西藏是必须的。1950年1月,尚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给中共中央西南局写信说,印度、美国都在打西藏的主意,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否则夜长梦多。毛泽东把进军西藏的任务交给了西南局,最后,这个任务交由18军来执行。18军军长张国华,时年35岁,“号称当时解放军最年轻的军长”。

就在解放军筹备进藏的过程中,新中国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和谈一直在断断续续地进行。1950年2月,中共西北局方面协助派出藏族干部张竞生等人入藏,带了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廖汉生致达赖喇嘛和达扎摄政的信,这信曾在西藏官员会议上被宣读。但张竞生不久被西藏当局派人送回了青海。

此后,不少宗教界人士纷纷赴藏劝和,但都一一受阻。而在这段历史中特别值得一说的,是进藏劝和的格达活佛。

格达是甘孜白利寺的大活佛。早在1936年红军北上抗日路过甘孜时,格达就与朱德、刘伯承等人相熟,并曾任“波巴”苏维埃政府副主席。此次解放军解放康定后,格达又被任命为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当解放军的先遣部队到达甘孜后,格达活佛主动提出,可以利用他原在拉萨寺院的社会关系,去说服摄政达扎和中央政府和谈。朱德本来是想请格达活佛到北京开政协会议的,但他说:我很想见毛主席,但和平解放西藏这事更大,等我到西藏去劝和,把和平解放的事情解决了以后再到北京见毛主席。于是,格达活佛于7月10日从甘孜出发。他出发后,18军司令部侦察科就接到任务,要随时掌握格达西去后的情报。孰料,8月下旬的一天,当侦察科到达离德格30里路的岗托侦察时,发现了情况。

这里是一个交通要道,来往骡帮很多。侦察科便找了一个人问,有没有听说格达活佛?被问的人愣了:听说格达活佛中毒死了,昌都人已经都知道了!

所有人不禁心里一沉,“看来我们要兴问罪之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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