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5197.com初唐四杰分别是指谁,初唐四杰的代表作品和诗句

我们在讨论盛唐精神时,难免会回溯至初唐。“初唐四杰”堪称盛唐精神的探路者。虽然见识了太多艰辛困顿,前途未卜,现实充满无法预见的种种未知,但他们却以超乎寻常的坚定与执着,自由驰骋在对理想的追逐和对未来的诗意想象之中。诗歌是强化记忆的有效方式,他们通过诗歌创作,把逐梦路上的艰难困苦以及壮志豪情化作永远的记忆。

问:初唐四杰当中,成就最高的是王勃吗?你怎么看?

初唐四杰分别是指谁,初唐四杰的代表作品和诗句

初唐四杰是指在初期的唐朝有四位杰出的着名诗人,分别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大家印象最深的一首诗《咏鹅》就是出自于骆宾王。他们写的诗集、唐诗流传至今。初唐四杰的代表作你又知道多少呢,一起来看看。

那是一个人人有梦想的时代,人们对不可知的未来毫无畏惧。一如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诗中念出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在分岔路口的悲悲切切,本来就不属于这个时代。即使是基层大众,在国家的强大动员下,为了求取功名,也是“百姓人人投募,争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请自办衣粮,投名义征”。初唐所呈现出的精神气质不可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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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四杰

唐代初期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四位文人。他们在内容、风格等方面对宫体诗有较大突破,并将五言律诗发展成熟,为唐诗带来新的风貌。其中尤以王勃的成就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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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提供了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几百年来的政治风云和民族融合,造就了唐代文化的博大与包容。经过北魏以来均田制的强大制度调节,以及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民众个体生存能力得以提高,累积起巨大的社会能量和发展潜力。气候变化和生态环境也在这个时期垂青崛起的世界性帝国,熟悉唐代历史典故的宋朝人宋敏求在《春明退朝录》中感慨,“唐时黄河不闻有决溢之患”。这些都为消解现实中包括政治斗争、民族冲突和阶级矛盾在内的各种紧张提供了资源和空间。文人士子渴望成才、追求功名,不论出身,无问西东。在政治风云中家道中落的旧族,因时事变幻而乘势突起的新贵,以及依靠创新制度和灵活政策而发家致富的百姓,都鼓荡起冲破现实改变命运的万丈雄心。

现在说起唐朝诗人,很多人会自然而然想到李白、杜甫、白居易、王维、李商隐、杜牧等等。他们固然是站在诗坛的顶尖人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成就也是时代所造就的,他们的成功,离不开“初唐四杰”的贡献。

王勃代表作品和诗句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隋末硕儒王通之孙。14岁应举及第,授朝散郎。沛王李贤闻其名,召为王府修撰,因戏作《檄英王鸡》文,被高宗逐出王府。任虢州参军时,因擅杀官奴,犯死罪。遇赦后,渡海省亲,溺水受惊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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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时即才华出众,与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初唐四杰”。作诗能突破当时文坛的宫体诗束缚,风格较为清新明朗。名篇《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一扫前人送别伤离的低沉格调,历来为人们传诵。亦长于骈文,代表作《滕王阁序》,在唐代就已家喻户晓。学术着作亦丰,除《黄帝八十一难经序》、《平台秘略论赞》等篇被收入《文苑英华》外,余皆散佚。

依靠门第与家世的选官原则正在被抛弃,新生的科举制度提供了依靠才学进身的仕宦途径,并带来了新的价值观念。可选择的婚姻和可依托的家世尽管依然在支撑着上流阶层的身份认同,然而是否科举及第已经成为人生成功与否的核心标尺。即如祖孙三代都担任最高层命令文字撰写之职的河东薛氏,到唐高宗时期担任宰相中书令的薛元超这一代,也要感喟自己未能科举出身的憾恨人生。据唐人刘餗《隋唐嘉话》记载,中书令薛元超曾对自己的亲属说:“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参修国史。”

所谓“初唐四杰”,指的是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这四个人,从现在来看,普遍认为王勃的成就最高,是“初唐四杰”之首。其实在当时,四杰的排名根本不分先后,从各种史料和名人的传记来看,提及他们时,名字都是混乱排序的,这说明他们的名气都是旗鼓相当。

杨炯代表作品和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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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炯人。10岁举神童,27岁授校书郎。武后时为婺州盈川令,世称杨盈川。作诗擅长五律,叙写边塞生活的诗作尤为突出,如《战城南》、《从军行》等篇都气势轩昂、风格豪健。其他题材的却未能尽脱绮艳文风。

科举制带来的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价值追求,已经深植于各阶层人士的心中。对于没有应举条件的士子来说,应募从军、立功沙场也就成为一种自然的选择。即使通过科举及第的文人,也都在同一个时期通过杨炯的诗句集体喊出了“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的豪言壮语。堪称唐代第一代边塞诗人的骆宾王也写有《从军行》诗,表达了“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豪情壮志。比“四杰”稍晚一些的王昌龄所写《从军行》,展现的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坚定与豪迈。

唐诗无疑是既春秋战国和汉末魏晋之后,诗歌的又一巅峰,但在唐朝刚刚建立的时候并没有这个苗头。因为那时候的诗歌,仍然承袭了齐梁的遗风,写得倒是细致入微,特别讲究词工。但是,一方面题材太过狭窄,另一方面没有感情,实际价值不高。更要命的是,唐太宗李世民特别喜欢宫体诗,特别是上官仪的“上官体”风靡一时。看起来,唐诗仍然会继续低迷,根本没有可能取得多大的成就。就是因为“初唐四杰”的努力,在他们的时代,虽然没有让唐诗完全摆脱齐梁的艳俗,但却已经开始扭转这个诗凤。也就是说,瑰丽豪迈的李白,沉郁顿挫的杜甫,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

“四杰”以旷达的心胸来面对酸辛的人生。我们熟悉的骆宾王,曾给主持铨选的裴行俭写诗致意,虽然感叹“轻生长慷慨,效死独殷勤。徒歌易水客,空老渭川人”,但还是希望能够“为国坚诚款,捐躯忘贱贫”。他又以生不逢时的浮槎自况,一边失落地叹咏着“仙客终难托,良工岂易逢”,紧接着还不忘展望一下未来,“徒怀万乘器,谁为一先容”。

事实证明,无论是文人还是百姓,对于文学艺术的欣赏都是识货的。四杰的文风、诗风,无疑给唐朝带来了新的活力,如同一缕新风,让诗坛看到了新生的希望。因此,这四杰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家喻户晓,人所共知了。学而优则仕,这在古代是最正宗的思想。四杰也抱着“学成文武艺
货与帝王家”的心态,纷纷当官。当他们还是初入仕途的时候,就曾有好事者问一位叫做裴行俭的人,这四人的前途如何。裴行俭毫不犹豫地说出了自己的观点:士之致远者,当先器识而后才艺。勃等虽有文华,而浮躁浅露,岂享爵禄之器邪!杨子稍沈静,应至令长;馀得令终幸矣。

在那个时代,文学才华开始冲破门阀社会的传统价值体系,在文士中间受到重视。让杨炯不服气的王勃,出自儒学世家,六岁善文辞,长而好读书,“属文初不精思,先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书之,不易一字,时人谓之腹稿”(《新唐书·王勃传》)。又如杜甫的祖父杜审言,狂妄自傲得令人称奇,《旧唐书·杜审言传》谓其“雅善五言诗,工书翰,有能名。然恃才謇傲,甚为时辈所嫉”。唐高宗乾封年间,他参加完吏部的铨选考试之后,感觉自己发挥超常,一定会令主考官苏味道在看到他的答卷后羞愧而死。还有那位与骆宾王有交往、被老师王义方认为500年才出现一个的员余庆,干脆改名半千,他在给唐高宗的《陈情表》中,毫不隐藏自己的锋芒,“请陛下召天下才子三五千人,与臣同试诗、策、判、笺、表、论,勒字数,定一人在臣先者,陛下斩臣头,粉臣骨,悬于都市,以谢天下才子”……

他的意思是,如果要想当大官,并不是在于才艺,而是在于器量学识。王勃虽然有才华,但浮躁而没有见识,难道是享受爵位的人?杨炯稍微稳重一些,应该能做到县令级别的官员,其余二人,最后能够做到县令就不错了。

以“四杰”为代表的文学史上的初唐士人,评论家们可以批评他们还缺少浑融的意蕴和秀美的风神,但是那种“健全的欲望”、不甘沉沦、不惧艰险的精神,却推动了一个盛世的到来。在那样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着力表达理想追求的时代,他们在失意的人生旅途中依然豪迈地喊出了时代强音。他们是走向盛唐的追梦人,后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使用“浮躁浅露”来解释他们的命运多舛,显然是事后诸葛亮的误读。

这个裴行俭是什么人,敢做出如下的判断?其实,在小珏看来,他有可能是最被低估的唐朝名将。裴行俭是苏定方的徒弟,尽得其行军打仗的精髓,偏偏又是进士出身,可谓文武双全。他为唐朝镇守边关,多次打败突厥并擒获多位突厥首领。神奇的是,在出征的时候,他能识别天气,地理,在茫茫的荒漠上行军不迷失方向。更为神奇的是,他还有一套识人的相术。他识别人,不依赖任何工具,只是凭借一双慧眼。据《资治通鉴-唐纪》记载,他有次遇到刚中进士的王眘与咸阳尉苏味道一同逛街。裴行俭赶紧迎上去,很有礼貌地向他们说:二君他日必定为相,仆有弱息,请多多关照。后来,王眘是唐高宗的宰相,苏味道是武则天的宰相,可见裴行俭眼光之毒辣。其实,王眘就是王勃的哥哥,名气却比王勃小多了,裴行俭却不人云亦云,坚持了自己的判断。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事实也的确如此,王勃仗着自己的才华,在王孙子弟斗鸡时,竟然写下《檄英王鸡文》,结果惹得唐高宗不快,将其驱逐。后来他又因为害怕私藏罪犯而被问罪,便将罪犯杀死。虽然因为大赦而逃过一命,却连累了父亲贬谪为交趾县令。就是他去看望父亲的路上,写下了著名的《滕王阁序》,也是在看望父亲的路上,他溺水而亡,年仅27岁。

《 人民日报 》( 2018年12月12日 22 版)

“初唐四杰”,若论二三四排名,尚有争论,若论第一,非王勃莫属。

《唐诗三百首》只收录了王勃与骆宾王各一首,分别是《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和《在狱咏蝉》并序,未收卢照邻和杨炯的诗。

杨炯曾说过:“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可见,“王杨卢骆”的排名,并非杜甫排的(“王杨卢骆当时体”),在初唐已有排名。然而针对这个排名,个人认为杨炯最差。

杨炯与王勃同岁,小卢照领15岁,小骆宾王31岁。杨炯说此话时,或许骆宾王和王勃已不在人世,有恭维卢照邻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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