缝纫机

现在谈到茅草屋煤油灯很有戏剧性或是娱乐性,真真切切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我们感受就大不一样咯!……

缝纫机

五八年爸爸被错划成右派来到某农场劳动改造,不离不弃的妈妈在某些领导的威逼下毅然选择了宁愿丢掉国家教师的工作也不跟爸爸离婚的决定,告别了依依不舍的十年讲台,告别了朝夕相处的同事朋友,告别了喧哗的城市,开始了茅草屋煤油灯的生活……

李英君

从我记事开始,妈妈每天晚上都在油灯下飞针走线,直至深夜……

弟弟要搬楼房了,该清理的东西、杂物都清理了,唯独对一台缝纫机犹豫不决,他知道这是妈妈的宝贝,思虑再三他给妈妈打了电话,结果和他料想的一样:搬到我家来。

六十年代中期,师资力量缺乏,像妈妈这样资历的老师实属不多。所以,时常有学校来请妈妈代课。当时的代课费很低很低,妈妈为了能让我们过得好点,白天在学校上课晚上帮人做衣服。家穷买不起缝纫机,妈妈就手工缝制。

这台缝纫机一直跟着妈妈,后来妈妈从平房搬进了一室的楼房,我们都不让她搬进楼房,嫌占位置,就放在了住平房的弟弟家。有人愿出100元钱买,但妈妈坚决不让,用妈妈的话说:它是给我们家立下汗马功劳的。

记得我家隔壁有个张阿姨,她在农场服装厂工作,很同情我妈妈,找了很多关系终于帮我妈妈找到一份在服装厂做下手的工作(下手工作就是锁扣眼,钉扣子,缝裤脚边,男女便装缝边,盘便装扣)。张阿姨为了能让我妈妈多赚一点钱,每天下班收集好几个师傅的半成品衣带回家。不管有多少件第二天早晨必须全部按要求做好交给服装厂。几乎每天都有几十件,一件衣服只算五个扣,加起来就是上百的概念了。但妈妈从不偷工减料(从小妈妈就教育我们,做人要讲诚信。直到现在我们姐妹四谨记妈妈的教诲),每件都是认认真真。针脚走得匀匀得,扣子钉得牢牢的,隐线针脚从正面一点也看不出来。缝啊钉啊.!钉啊缝啊!……

印象中我很小时候我家就有了这台缝纫机,是一个姓陶的上海知青从上海带回来的。那时小陶叔叔经常到我家来,他们知青住在连队前面的“知青房”,小陶叔叔因为身体瘦弱被连队安排在场院干活,爸爸是连队保管员,爸爸怜惜他年龄小,又吃着大锅饭,经常领回家来吃饭,一来二去和我家就非常熟悉了。

鸡都叫三遍了辛勤的妈妈还在油灯下飞针走线……
困了洗把凉水脸,疲了用清凉油提提神……
不知多少次由于太乏无情的针尖刺进了妈妈的指尖……

那时,我有个小舅是妈妈从小带大的。比哥哥大个三、四岁,所以外人看来我们就像兄弟姊妹5人。调皮的他们爬树掏鸟蛋,钻柴火垛藏猫猫,斗鸡,经常不是衣服破了,就是裤子烂了,忙碌的妈妈经常要熬夜缝缝补补。小陶叔叔偶尔也拿衣服让妈妈缝补。妈妈做的一手好针线活,缝补的衣服针线又细又匀,针脚小小的。这不算什么,最难的是做的布鞋,纳鞋底好说,做鞋帮时就很麻烦,要一针针的沿边密密的缝,是很费劲的。

每次妈妈都能如质如量地完成任务。顿时找妈妈做下手的师傅越来越多,这可乐坏了妈妈也愁坏了妈妈,只有一双手,就是通宵不睡也赶不出来呀!不是还有我们吗?我和二姐甜甜地望着妈妈……
从那以后,我们放了学就赶紧回家,先把作业做好,吃了晚饭开始帮妈妈干针线活。姐姐大我两岁,干起活来麻利多了,合格率也比我高多了,笨笨的我老是返工。
“妈妈求求你,这个扣子只少订了一针,不是我偷懒是这根线没了,就这么着吧!”妈妈狠狠瞪了我一眼,从妈妈的眼神里我知道了该怎么做……

那时已经有人家用缝纫机了,但一般人家买不上,供货的少都抢着买。小陶叔叔就说到时我回家时给你们带一台,妈妈说那太远了,就不麻烦了。小小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上海有多远,只是常听陶叔叔给我们讲上海的繁华,只知道上海是城市,而我们是农场,也不知道区别在哪里。妈妈认为小陶叔叔只是说说而已,没想到他挺当真,他说已经给家里父母写信,让他们帮忙买好,他探亲回家时托运回来。后来记得是冬季,小陶叔叔回了趟家,他回来没几天,缝纫机也托运回来了,是一台“蝴蝶牌”缝纫机。他还给我和姐姐每人扯了花布,手巧的妈妈给我们做了漂亮的花衣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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