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研究的“道”与“术”

(作者系陕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专著《质性社会学导论》入选201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关键词:质性研究;本土化;中心-边缘;本体论;认识论;

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

201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库成果《质性社会学导论》的核心观点,就是主张将质性研究方法由“术”而“道”,上升为社会学的基本理念和出发点,促进其主流化。全书共八章,通过对国内外质性研究方法从兴起到传播发展历史进行系统梳理,回溯反思早期社会学中国化探索路径,总结中国共产党社会调查传统和成功经验,打通从具体方法、方法论、认识论到本体论的逻辑演绎和理论递进路径,尝试确立“质性社会学”解释框架和理论范式。

  至于如何破解方法论的中心-边缘格局,一方面,有学者呼吁建构多元的研究理念和框架,而非断然拒绝英美范式与方法、或一味地对其加以模仿。此努力客观上有助于破除西方中心主义认识论。例如,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
1996)指出,西方的社会科学概念与模型根植于西方独特的宇宙观,非西方社会完全可能存在着另一套不同的概念与模型,就像西方社会中加糖的茶和巧克力在其原产地是不加糖的一样。[14]

社会进化范式:在本体论上,社会进化范式声称,人类栖息的社会系统必定是一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进化的系统。因而,人类历史本质上就是穿越时间的社会进化的产物。社会进化范式进一步主张,社会变化的驱动力来自九种基本范式阐述的各种力量之间的互动,这些互动存在于社会系统内部且有时间跨度。

“道可道,非常道”。“道”的含义非常之广。处于不同地理空间的“社会”因文化差异而“道”有所不同,从时间上看,同一国家、民族的社会之“道”也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之中。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事物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社会历史的进程呈螺旋式上升。就是说,社会发展具有阶段性,不同阶段社会治理的侧重点应有所不同。党的十九大报告作出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判断,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表明我国正由“数量型社会”转型为“质量型社会”。质性社会学以提升社会质量为目标,提出了本体论意义上的“质性社会”概念。这里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也即社会学之“道”的变动调整。

  为了突破此中心-边缘困境,近年来,各国学者掀起了挑战欧美国家方法论霸权的浪潮,呼吁和倡导质性研究的全球化(globalization
of qualitative
research)。他们深刻认识到,导致边缘国家学者失语的中心-边缘格局违背了质性研究的方法论宗旨,它无视对处境不利者的关照和多元化视野。从本质上说,中心国家方法论霸权的确立,依赖于将一种基于英美情境的地方性知识伪饰成具有超强解释力、去情境化的普遍性知识,并推广至全世界。[7]颠覆这一困局要求转变各国学者的学术角色:英美学者成为消费者,学习和使用非英美学者创造的研究方法;非英美学者成为生产者,创造源自本土情境和地方文化的研究方法。

反社会化范式:在社会化范式看来,社会本质上是一个幸福家庭,但对于反社会化范式来说,社会却是一个压迫者:正是社会阻止人类获得(天赋的)解放/自由。

社会学研究对象是人类社会。关于什么是“社会”,从不同角度定义,种类繁多,共同的一点,是强调其为特定环境下人们“社会关系”的总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社群人们个体与个体、个体与群体之间“社会关系”的深处,是由历史所形成的“文化”。文化,也决定或影响着社会成员的思维、认知方式。譬如,东方民族偏“质性思维”,西方民族偏“量性思维”。当然不能一概而论,但不可否认,这种看不见摸不着而无处不在的社会“文化”,也是社会学之“道”的重要存在形式。

  中心和边缘国家学者都对中心国家主导的质性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的批判。其中,西方学者的批判成果形成了以下几种理论视角,包括:后现代批判对文明理论的挑战、他者化、批判种族理论、女性主义批判理论、对英语成为非洲殖民地国家和地方性大学官方语言的批判、研究方法的文化基础(如英美研究者对访谈方法的普遍推崇)、西方捐赠者对国际研究与评估的影响,以及跨国主义理论等。[12]

和谐范式:在本体论上,和谐范式有三个核心假定:行动者之间的利益普遍是和谐的;存在利益冲突时,行动者选择协调与合作以解决他们的利益冲突。紧接前两个假定;大多数社会结果是行动者之间的合作与协调行为,以解决他们的利益冲突,提高集体福利所导致的结果。

取道质性研究,回归人文传统。质性社会学倡导基于深入“扎根”的个案研究而不是泛泛大面积问卷调查,基于平等的人心交流沟通体悟而不是居高临下的数据运算模型演绎的研究方式,就在于追求社会学“术”与“道”的统一。


在人性层次,理性选择方法只承认社会化范式的一个方面:人类行为仅由物质得失的(弹性)理性计算驱动。

探寻社会学之“道”,尤其体现在社会学基本原理的提炼建构。《导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思维方式“天人合一”“家国同构”整体观内在隐含着“社会全息”思想。并从生物全息现象、全息摄影和中医“人体全息论”切入,通过与现代自然科学“全息理论”相类比,提出了“社会全息论”假说。表述为:组成社会的任一部分,如社区、社会组织、街道、村庄乃至家庭,都包含着社会系统整体的全部潜在和显现的信息。实际上,社会学研究即是对这些显现信息的“采集”和潜在信息的“挖掘”过程。潜在信息往往比显现信息更加丰富,也更加重要,可能更接近事物本质、决定发展演变的走向趋势。因此,社会研究不能仅靠外在表面呈现指标数据的采集“测量”,更要靠参与其中的深度“挖掘”。基于统计学原理的社会学研究常常困扰于样本的“代表性”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社会学“术”与“道”的不协调、不适应。社会全息理论有可能破解困扰经典社会学的这种“代表性悖论”,为“窥一斑而知全豹”“解剖麻雀”的典型调查法提供科学依据,并由此奠定质性社会学的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李淼(1983-),女,辽宁本溪人,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博士,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安大略教育研究院博士后,现为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学系讲师,研究方向:质性研究方法、教育社会学、青少年文化。

过去数十年间,社会科学的重大学派之争——通常聚焦于何者更有效,从而集中在何者更具有认识论的优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不过,这些争论并没有解决不同学派相互抵触的优越性之争。

量性思维的文化土壤诞生了近代自然科学,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依靠直觉感悟、类比认知的质性思维被斥为“不科学”而遭到边缘化。《导论》认为,研究者以参与者身份而不是旁观者视角,“扎根”、互动,将心比心的社会调查研究方式,可能更加契合于中国传统文化之“道”;“社会学想象力”更多的是人类大脑在进化中形成的直觉思维能力,而不能将其转化等同为数学计算能力。直觉思维虽不具备形式逻辑的严密性,但不一定就不符合辩证逻辑;其机理和科学性虽目前尚未认知,但不等于“不科学”甚或“伪科学”。《导论》还认为,“质性思维”与“大数据思维”具有认识论的同一性;大数据方法为实现费老倡导的社会学“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和融合,提供了一种可行路径。因此,《导论》倡导质性社会学,并不是要否定、摒弃社会学量化研究方法,而是主张两种方法论取向的互补与融合。事实上,量化分析的数字和模型可以准确描述社会的宏观状态和发展的阶段性结果,质性研究方法则擅长呈现社会发展的细节与过程。宏观状态的数量把握固然有助于政府决策和人们对身处社会的认识,而今天中国社会可能更需要关注的是细节和过程。

  鉴于此,有学者认为,基于西方建构主义范式的知识建构论对跨文化地域研究仍具有强大的解释力;所谓的方法论中心-边缘困境只是数据分析质量问题,并非认识论问题。[12](P.439)因此,除非找到一种非西方认识论,否则应在西方认识论指导下继续推进非西方地域研究。[12](P.441)然而,赋予建构主义万能的解释力等同于肯定研究范式与方法论的无地域性和去文化性,这无疑是一种被神圣化了的简化论。

生物进化决定论:在本体论上,生物进化决定论提出四个观点:生物进化曾是造就人性的最关键(如果不是唯一的)力量;人的心灵从来不是一块“白板”;生物进化赋予的这种人性是普遍的、根本的,他们不能够被社会化所完全消除;人性中由生物进化决定部分的二个最大驱动力曾经是生存和繁衍。

“道”和“术”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范畴。“道”,可理解为真理、规律、本原;“术”,即技术、方法、工具。孔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老子曰,“有道无术,术尚可求也。有术无道,止于术”。庄子曰,“以道驭术,术必成。离道之术,术必衰”。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中国大陆社会学学科恢复重建已有40年。近年来,社会学界关于“术”的讨论较多,甚至争议热烈,而对社会学之“道”,似乎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

  非西方学者的批判则主要指向英美现代科学研究范式与方法的垄断地位。英美学术霸权的形成与延续是一个社会与经济问题。学术领域的英语就像经济领域中的美元一样,创造和持续统治着世界学术的不平等格局。在此格局中,非英美学者必须用英语逻辑思考、用英文写作,才有望在国际期刊上抒发见解。[13]即便如此,在非英美国家和地区开展的质性研究仍被归入小众范畴。在英美学者看来,这些研究的存在价值和作用只是验证和补充了西方地域研究未能兼顾的视角。因此,此类研究难以获得国际学术界的关注,更不要说引领和影响方法论和学术范式的走向了。

1、这个学派整合了多少种基石性范式?

质性研究,是发端于人类学、尔后于20世纪60年代末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逐渐成形的研究方法体系,90年代被引入中国大陆。《导论》对“质性”概念做出界定:质性,汉语词汇本意解释为资质,本性。作为外来翻译语言,“质性”与“量性”相对应,一层意义是强调通过语言语义表述、文字文本分析来探讨事物“质的”方面;另一层意义是强调符号互动过程,隐含着“过程”与“意义”双重含义,也意味着通过“体悟”而不是“测量”获取的对社会本质及规律的理解。也就是说,“质性”概念本身就带有“道”的含义。

  更进一步,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
Geertz,1983)在《地方性知识》中从知识相对论的视角出发,呼吁研究者探索和建构出与普遍知识相区别的地方性知识,正是后者激活了在地人的意义世界。[15]另一方面,其他学者致力于寻找超越英美方法论范式与方法的替代物(alternatives),但此努力屡遭失败。常见的情况是:学术进步虽提供了新的理论范式,但缺乏颠覆旧范式、巩固新范式的方法论主张。例如,在《东方学》中,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了西方世界认识东方世界的潜在原则他者化,却没能构想出破解他者化的方法论。

冲突范式:在本体论上,冲突范式有三个核心假定:行动者(即个体或个体组成的集体)都是有不同利益的,因而,他们之间就常常出现利益冲突——大部分是真实的,但有时是想象的;行动者往往诉诸实际冲突——即斗争、武力威胁和实际使用武力——以促进他们的利益。紧接前二个假定;大多数社会结果都是由行动者的冲突行为所导致。


要:本文揭示了质性研究方法中心-边缘困境的历史与文化根源,及在此困局影响下非英美地域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化和失语的境地。英美质性研究方法与技术占据着主导智识生产的中心地位,非英美学者及其本土研究被贴上了未现代化的标签。为打破这一局面,本文着力问题化英美质性研究方法所依托的本体论与认识论基础、浅析中国哲学思想为质性研究留下的宝贵遗产(如整体观和变化观),以呼吁学界同仁投入到质性研究方法本土化问题的讨论中来。

在认识论上,集体主义坚持二个原则:第一,为了充分理解人类社会,我们需要理解集体特征(如群体、认同、结构、文化和规范)以及这些特征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和产生社会结果。第二,为了理解个体行为,我们需要理解集体特征如何影响甚至支配个体行为。还原主义把集体还原为集体中个体的简单之和,集体主义明确拒绝这种立场。

  综上,质性研究方法亟待一种从西向东的翻转,即超越西方认识论看待世界的方式、发掘东方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思想。[8]陈向明进一步指出,要想参与质性研究的全球对话,中国学者必须努力发掘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伟大文化遗产,如全局观(系统思维和普遍联系)、变化观和对经典文本的诠释等传统。[2](P.73)笔者认为,在方法论层面,社科工作者也应做到文化自觉,[9]其要旨在于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10]即立足于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当前现实与问题、开发中国文化传统中的先进精神遗产、吸收并超越英美理论意识和研究范式,创造出符合中国本土情境和社会现实的特色研究方法,参与和主导国际学术对话。[11]因质性研究本土化议题的内涵和外延错综复杂,本文仅尝试分析建构以中国认识论和本体论为基础的质性研究方法的现实可行性。

十一种基础范式可以分为二大型:基石性范式和整合性范式。九种基石性范式是: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生物进化决定论、社会化和反社会化,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

一、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问题化

二种整合范式是社会系统范式和社会进化范式。在其最完整的状态,社会系统范式能够整合九种基石性范式,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系统内部变动的方法。而社会进化范式在社会系统范式再加上一个时间维度,提供了一种理解社会系统大转换的方法。

  质性研究方法的中心-边缘困境是近年来中外学者热议的重要问题。[1][2][3][4][5][6]非欧美国家学者对此学术差异化格局的反思与批判,指向这样一种日常现实:非英美国家的质性研究者从英美同行那里习得研究方法与技术,并将其再生产,制造出旨在贴合英美国家读者阅读兴趣和思维模式的地域研究。此种研究以描述现象为主,缺乏深入的理论探讨和本土概念建构。其结果是,由于英美质性研究方法的概念与范式处于中心地位,边缘国家学者发掘的地方性知识被长期忽视,脱离地域情境的英美概念取代了对本土现实的细微体验和洞察。

理性选择方法:力量有限、野心无边。理性选择方法本质上是一种纯物质主义理论:它大体上与人类行为的观念主义理论不相容。然而,人类行为的很大一部分是社会建构的(因而也是历史建构的),这种社会建构不仅包括物质利益,而且包括情感和观念的影响。

九种基石性范式

二种整合范式

功能主义主张社会的完整是通过规范体系来维系的,大大低估了物质力量的作用,它主要是一个观念主义理论。功能主义还是一种纯集体主义理论:它视社会为有机体,个体只是边缘性的角色。

前三个维度基本上决定一个学派抓住或遗漏多少社会现实。显然,在其他都一样的情况下,忽略基石性范式越多的学派,遗漏的社会现实越多。只要一个学派忽略了那些拥有本体论优先性的基石性范式,这一学派就注定是有严重缺陷的,无论它包含了多少别的基石性方式。第四个维度决定一个学派对社会内部变动的阐述有多好:
假设其它条件相同,社会进化色彩浓厚的学派对社会变化的阐述要好于社会进化色彩稀薄的学派。

尽管(结构)功能主义和(马克思及韦伯)冲突学派之间的争论早已硝烟散去,但是这一争论却并没有真正的结果,因此这一争论基本上只关注两个方面的问题:和谐与冲突,稳定和变迁。

没有人性假设的社会理论不可能存在。社会科学若缺乏对人性的基本理解就无法深入研究。这里,笔者只阐述人性的三种基础范式及其认识论含义。

2、该理论包括了那些具有本体论优先性的基石性范式吗?

发表评论

电子邮件地址不会被公开。 必填项已用*标注